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二）1990年代，社科法学滥觞的阶段 1.文化热导致法律文化研究的繁荣。理论法学就包含了上述社科法学知识，而部门法学则是法教义学知识。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知识界曾经掀起科学三论的学习和运用高潮，这里的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此，卢曼就是从法律系统的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来区分法教义学和法社会学的不同立场。相应地，律学就成为采用刑律注释而形成的知识体系。离开规范法学侈谈法哲学与法社会学是十分危险的。王明德指出：律有以、准、皆、个、其、及、即、若八字，各为分注，冠于律首，标曰八字之义，相传谓之律母。
这次会议使得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不同研究径路受到法学界关注。通常传统哲学是本体论，后来发展出认识论，而价值论则是更晚才出现的。[36]从政区功能上说，县是连接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中介，‘镇的本质功能在于为城市与乡村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提供连接、转化和边界[37]，乡是农村向城镇化转化的最初形态，村则必须以农为本。
在个体意义上，人的发展的核心是权利保障问题。在减贫方面，共享发展成果体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即城乡差异的弥合、参与公共事务的平等机会、物质收益的合理分配。[13]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基层在承接和转化方面的困难。
每个人利益的实现都需要与他人平等合作。[39] 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是复杂的，因而导致社会系统的分化。
[7]这种路径着眼于权利保障，主张使人们平等支配资源。[29]制度规则所要维护的个体利益，需要在国家的、集体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框架内获得妥善安置。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注意到以上三种路径的优势和各自的缺失，采取的是超越三种路径的统合路径。公有制具有支配地位，能够集中较大的物质力量对欠发达地区提供倾斜性支持，这体现了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欠发达地区比较依赖传统的小农经济。除非经过自然的长期演化过程，否则短期内快速消除绝对贫困，必然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引领，而且法律系统必须与政治系统有效结合。[42] 李忠夏：《宪法学的系统论基础：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33页。基层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生产力得到较高程度的发展后，追求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体现。[4] 例如，王德志：《对宪法—富强思维范式的再思考》，《时代法学》2009年第1期。
[28]减贫实践中的制度建设，要在考虑地区差异为前提下，充分顾及现实人性，在促进性规则与强制性规则之间寻得平衡。未来，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动，通过制度建设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
2015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脱贫路径是：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5000万人左右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实现脱贫，其余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私有财产权既要依法保护，同时负有相应的社会义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标准是全面。系统论的支持者指出，自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实现了经济系统、法律系统等从政治系统中分出，进而形成全社会功能分化的社会格局[42]。再如，第8条第3款规定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第14条第3款规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19条第2款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第45条第1款规定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等，它们与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危房改造、控辍保学、基本医疗保障、饮水安全、社保兜底等政策形成了规范与事实的对应。[1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2021年4月）白皮书。
摆脱贫困的主要对象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在长期的减贫实践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从给钱给物的救济路径，到资源大量注入、发展经济生产的开发路径和权利路径，再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统合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减贫事业，是宪法课予执政党的宪法责任，也是执政党自我赋予的政治责任。但是，尽管存在困难，中国法学却必须努力加强法治及相关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5]，必须努力从复杂而丰富的实践中开发法学的应用场景。
（三）基层法治能力的拓展 在功能并非分化的环境下，如何拓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基层法治能力？治理的实际需要在基层，治理资源的供给在高层。[10] 林尚立：《论人民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
[19] 丁学良：《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第151页。实践中，基层面临的检查、督促、考核、评估，无论形式还是来源往往是频繁多样的。[45]缺乏合理论证的权力下放，是对基层法治能力的透支。义务教育有保障的政策，就是通过倾斜化的资金投入、差异化的入学条件等措施，尽可能保障贫困人口接受较为全面和先进的教育，满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要求，使其获得更强的利益主张能力。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核心路径，在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具有立体的体现，这就是必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减贫的价值目标，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配运行各项权力资源，充分发挥基层的法治功能。当我们从法治的视角看待中国的贫困治理时不免发现，与多年来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贫困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对比的是，法学的研究和阐释颇显弱化。
还要注意的是，基层治理涉及政权与社会的直接交往，仅靠国家权力不足以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在实践表现上，这一道路强调因地因人因时因事采取措施，是对既往减贫路径的统合与超越。
我国脱贫摘帽较晚的地方，产业发展大都面临瓶颈，这与自然禀赋直接相关。虽然宪法文本未直接表述贫穷贫困富裕等语词，但在正文部分有若干与减贫相关的条款。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内部视角来看，人的尊严要求个体形成自我反思以及评价和改进的意识与能力。要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好局面。其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得劳动脱贫、勤劳致富成为欠发达地区民众的共识，对于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减贫方式转变具有内在意义。
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如果能将这一要求落到实处，那么有助于强化县级的治理核心地位。
这种状况一方面与贫困自身的复杂性有关，致贫与脱贫所涉层面相当广泛，从法学角度研究贫困问题需要寻找恰当入口，而这并不容易。这种保障不是不加区分地一给了之，而是尽可能提供符合实质平等要求的发展环境和机会。
[29] 吴向东：《制度与人的全面发展》，《哲学研究》2004年第8期，第82页。就减贫来说，县及其以下基层政权单元是主要的实施主体。
